【理论文章】宋元之际四明地区佛教的发展*——以延祐 《四明志》为中心的考察（一）

宋元之际四明地区佛教的发展*

——以延祐 《四明志》为中心的考察

牛润珍 宋羽

提　要：

延祐《四明志》为宋元之际四明地区的一部名志，其中关于佛教的记述十分丰富翔实，收录了大量当地寺院蓬勃发展和高僧生平事迹的史料，展现了宋元之际四明地区文化繁荣、官民崇佛、佛教尤其是天台宗和禅宗的发展情况。梳理研究这部分史料，有助于对宋元之际四明以及江浙一带的佛教发展有一全面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

延祐　《四明志》　四明　佛教

四明(旧宁波府的别称)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悠久，有被后世称道的“宋元四明六志”[1]。六志中，袁桷修、马泽纂的延祐《四明志》历来最为学者推崇，所谓“义例明简，最为有体”，“志中考核精审，叙述清晰，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2]。在流传至今的20卷《四明志》(佚3卷)中，关于佛教的记述内容详赡且有特色，尤其《释道考》3卷，可谓是地方志书记述佛、道二教之典范。本文拟以此为主要史料，兼采他书，对宋元之际四明地区佛教名刹、高僧、宗风及兴盛原因作些探析。

一、三百伽蓝，四大名寺

四明地区寺院众多，志书所载有300余座，兴建时间上自西晋，下至元代，几乎不曾中断。在3卷《释道考》中，关于佛寺的记载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正体现了这一地区建庙兴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也反映了佛教在这里的繁荣兴盛，众多高僧大德在此地主持名寺，著书立说，弘法论道，授徒讲学，蔚为大观，成为佛教文化研究与传承传播的名胜之区。

(一)宝陀寺

在州之东海梅岑山，佛书所谓东大洋海西紫竹旃檀林者是也。唐大中间，有西域僧来，燔尽十指，顶礼洞前。亲感菩萨，现大人相，为说妙法，授以七色宝石，神通变化，遂显于此。后日本国僧慧谔自五台山得瑞相，欲返国。舟抵新螺礁，谔祷之曰：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从所向建立精蓝。有顷，舟行，竟泊潮音洞下。有居民张氏目睹斯异，亟舍所居双峰山卓庵奉之，俗呼为不肯去观音院……宋元丰三年，内殿王舜封使三韩。至是，有大龟负舟，不得去。望山作礼，忽龟没而舟行。洎还以其事上之，锡今额。绍兴元年，易律为禅。辛亥，真歇了禅师解会长芦，南游浮海于此结庵，榜曰：海岸孤绝处。嘉定七年赐圆通宝殿四字、大士桥三字，载新梵宇……与五台之文殊、峨眉之普贤，为天下三大道场。归附后，至元十年，住持僧如智捐衣钵之余，建接待寺于沈家门之侧，以便往来者。大德三年，钦奉诏旨，拨赐鄞县湖田二十顷，翰林直学士朝列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刘赓撰碑铭云：……寺曰宝陀，创始汴宋。元丰初，尔时灵迹，率随缘影响，示现香花，与五台岩道场实类。而旱涝风涛之祷，响答尤捷。其在东南，故是佛法一大海会。无论遐迩卑尊，靡不皈依瞻仰。今上、皇后，福德日盛，一念中间，勿虑皆佛事。乃大德二年春，特命中御府臣李英驿降御所祝香。使还，载命修缮其像，设之宇。明年春，宿卫臣孛罗等实行载驰祝香，内出中金百两，饬江浙行中书省遣僚吏同莅其役。又明年春，宿卫臣魏也先太出三驰祝香，御命饭僧，周阅具典。事竣，寺之长僧如智、如律，其徒言孜奉玉琢菩萨瑞相，表上内廷，以便瞻礼，且归美报。今年春，仍命太出偕李铁木儿不花、魏也先持五彩幡旌，侑祝香以往，庄严其法筵。又内出宝币二千缗，即其寺，治演法之堂暨庐舍之圮腐剥移者。又饬行中书，捐土田之在官者二十顷畀之，益其徒食，俾岁以建寅、午、戌月，讽诵祈祷。[3]

这段史料详细记载了宝陀寺的历史，寺庙的渊源可上溯至唐代，但真正初创是在北宋元丰年间，因有神龟负舟于此，故得钦赐“宝陀”之名。南宋绍兴年间，著名的一代禅宗高僧真歇清了禅师云游至此，筑寺修行，名“海岸孤绝处”。作为曹洞宗第十代法裔、普陀山禅宗初祖，他奏请将寺院改律宗寺为禅宗寺，并任住持，禅林英才纷至沓来。宁宗嘉定年间，寺院又得御赐“圆通宝殿”4字、“大士桥”3字，翻新修缮，成为与五台山、峨眉山并称的三大道场。元成宗大德时，更成为东南一大法会，不仅御旨钦命调拨良田作为寺产，还命翰林学士作铭文以记。在铭文中，详述了成宗皇帝钦命大臣四往祝香，以盛大排场参与法会，拨出大量钱帛、田地扩充修缮寺院等史事。自唐代神明显圣于此，至北宋初创、南宋高僧扬名，到元代，宝陀寺已是江南地区最知名梵刹之一。明清时期，宝陀寺虽历经变迁，却始终是东南名寺，见诸多种史料记载：“补陀禅寺，县东三里，原系昌国东海梅岑山宝陀寺……大明洪武二十年，因悬海，徙附郡城，于甬东栖心寺内空址重建;永乐二十二年，建圆通宝殿;宣德七年，建毗卢阁;天顺二年，建藏经宝阁、大悲弥陀殿及廊庑;嘉靖间，建十王殿。”[4]“国朝复建方丈，重修佛殿、山门及钟楼。”[5]时至今日，寺院依旧矗立于宁波市招宝山巅，供善男信女朝拜进香。

(二)阿育王山广利寺

在县东三十里，晋义熙元年建，梁武帝赐阿育王额。宋大中祥符元年，赐名广利，大觉禅师怀琏居之，名震天下。皇祐二年，怀琏居东京净因院，仁宗召对，赐食，御制释典颂并提纲语句授之。治平三年，英宗诏归山。熙宁三年，建宸奎阁。寺有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塔，内有一角金钟舍利在焉，高宗赐号曰佛顶光明之塔，尝取至禁庭。寺东北山上有所谓迦叶佛左足迹，上有东塔院，传者谓刘萨诃所礼舍利塔涌出之处。西塔院去寺五十步，塔乃唐明皇时建也。[6]

阿育王山，位于今宁波市鄞州区，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晋武帝时，刘萨诃至山求舍利塔，始建精舍，因号阿育王山”[7]。自西晋始建，得梁武帝赐额，粗具规模。唐代建塔院，至北宋大觉禅师怀琏为住持，受仁宗、英宗礼遇，熙宁三年(1070)，“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8]。帝王御赐偈颂，一代文豪苏轼为之撰文，已是一方名刹。南宋高宗时，迎舍利入宫，赐“佛顶光明”匾;绍兴年间，临济宗大德宗杲受命任住持，“四方学徒，川奔涛涌”[9]，前来参禅问道者多至万人，盛极一时。南宋末年，成为与净慈寺、天童寺、灵隐寺齐名的禅林胜地。至元十三年(1276)，“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闲平龙光华严寺，寻迁燕都圣寿万安寺，命僧尼十万于禁庭、太庙、青宫及诸署建置十六坛场，香灯花幡奉之，备极尊崇”[10]。传至如珙，“禅学为之中兴，僧伽来依法轮者，至无席以容”[11]。为了满足信徒食宿之需，“购余氏海涂之田一千余亩，名其庄曰广利”[12]。明初，经过千年发展，历代修缮，多位帝王赐匾题额，广利禅寺已是“金碧灿烂于水光山色间，浙江东西未见有如斯之盛者”[13]。清初至民国，历经几次毁坏、重修，禅寺仍存续不废。时至今日，仍为宁波地区最著名寺院，有“东南佛国”之称，更因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及舍利宝塔而闻名中外，198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三)天童寺

天童山景德寺，县东六十里。晋永康中僧义兴诛茅结屋，山间有一童子，日给薪水。后既有众，遂辞去，曰：“吾太白也，上帝以师笃道行，遣侍左右。”语讫不见，故曰太白禅师寺。后经兵火。唐开元二十年，僧法璿复故迹，建精舍于山麓之东。正字万齐，融造多宝塔于西南隅，后徙寺于太白峰下。乾元初，相国第五琦奏请天童玲珑岩为寺名。后僧清闲建食堂。咸通十年，为天寿。宋景德四年，赐今额。绍兴初，宏智禅师撤而新之。淳熙十六年，僧怀敞建千佛阁，日本僧荣西从敞游，归其国，致百围之木以来。寺侧有虎跑泉，古松夹道二十里，梵宇甲东南。[14]

天童寺初建于西晋，因太白金星化身童子助僧义兴修行，故最初名为太白禅师寺。至唐玄宗时复建，粗具规模;肃宗时，由相国第五琦奏请，因山有玲珑岩，钦赐名“天童玲珑寺”;咸通十年(869)，唐懿宗又赐名“天寿寺”。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赐名“景德寺”;南宋建炎年间，以“默照禅”名留青史的一代曹洞宗大师宏智正觉避乱到明州，被举荐为天童寺住持，后虽短暂主持灵隐寺，但在绍兴八年(1138)又回到天童寺，直到圆寂再未离开，前后共主持天童寺近30年。由于正觉声望极高且善于经营管理寺院，他主持天童寺的30年间，常住僧人千人以上，又扩建寺院，建造宏伟壮丽的卢舍那阁，名为“千佛阁”，“由是天童不特为四明甲刹，东南数千里亦皆推为第一，游宦者必至，至则忘归，归而诧于人。声闻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为歉”[15]。淳熙年间，经丞相史浩奏请，孝宗又御笔亲书“太白名山”赐寺，“瑰奇绝特之观，无以加矣”[16]。值得一提的是，在正觉主持天童寺期间，临济禅僧宗杲就在阿育王寺任住持，两寺相距不远，正觉与宗杲情谊很深，圆寂前托付后事于宗杲，丧葬仪式也是由宗杲主持。作为曹洞宗的一代高僧，正觉在天童寺弘扬默照禅30年，天童寺由此成为曹洞宗特别是默照禅法的中心。嘉定年间，南宋皇室对江南佛寺做了评级，评出禅院“五山十刹”，四明地区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分列“五山”的第三和第五位。元明时期，天童寺盛况不衰，“大德五年，僧日新增，新赐朝元宝阁额”[17]，“明洪武十五年，定为天童禅寺，称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二”[18]，地位较南宋时期又有上升。万历年间，因山洪暴发，天童寺受到毁灭性破坏，但到崇祯时，经密云圆悟禅师鼎力重兴，又得以恢复。清代，天童寺依旧受到皇家礼遇，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先后赐匾、题诗、赐物等。因寺院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四库全书》收录《天童寺集》2卷，“叙述形胜，缀以艺文”[19]。今天，天童寺依然香火鼎盛，是宁波地区最著名的古刹之一。

(四)雪窦寺。“雪窦山资圣禅寺，州西北五十里，旧号瀑布寺，唐光启中置，咸通八年重建，改名瀑布观音禅院。宋咸平三年，请今额。至元戊子毁，住持僧善来重建。”[20]

雪窦资圣禅寺。《雪窦寺志》：县西北五十里，肇创于晋，唐咸通间名瀑布观音院。景福元年，常通禅师撤而新之。宋淳化三年，赐御制赋咏，建成藏阁。咸平二年，赐雪窦资圣禅寺额。祥符三年，度僧免徭役。乾兴中，明觉禅师重增广焉。仁宗梦游此山，景祐四年，免徭役，禁樵采，度僧行。绍兴丁卯冬，释如湛重建;至道元年，孝宗敕铸铜钟。淳祐五年，理宗赐御书应梦名山四大字符。至元二十五年，毁。越二年，僧善来重建。[21]

雪窦寺自晋代创立，经唐完善，至宋鼎盛，其盛名与天童、阿育王两寺并称，是“五山十刹”中“十刹”之一，曾是两位著名禅僧主持传法之处——一位是法眼宗高僧永明延寿，一位是云门宗大德雪窦重显。以此地为中心，延寿将禅门五宗中最晚发端的法眼宗推向鼎盛，重显则将与“默照禅”相对立的“文字禅”发扬光大，更得仁宗钦赐紫衣，获“明觉大师”之号。也正因这两位高僧的主持经营，雪窦寺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虽然在元、明两代一度衰落，声名不及天童寺，但清代有所复兴，近代以来声威重振，蒋介石曾赞雪窦山为“四明第一山”，历代文人墨客也称其“秀甲四明”。更富传奇色彩的是，相传弥勒真身曾在此示现并坐化，故雪窦山至今为弥勒道场，现代亦有说法主张将其列为佛教第五大名山，地位可见一斑。

四明地区的古寺，无论是与峨眉、五台并称三大道场的宝陀寺，还是名列“五山十刹”的阿育王寺、天童寺、雪窦寺，均历史悠久、盛名远播，虽地处东南山海间，但至今香火旺盛。以这些梵林名刹为基地，一批又一批高僧大德在此建寺弘法、传道授徒，天台宗和禅宗更是轮番登场，将各自的学说融会贯通、阐发辩诘，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又一个思想高峰，也将四明古寺一次次推向繁荣鼎盛，其光芒历经千年而不衰。

参考文献：

[1]宋元四明六志：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

[2]《四库全书》卷68《延祐四明志·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4]嘉靖《宁波府志》卷18《志十五》，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本。

[5]雍正《宁波府志》卷33《寺观》，雍正十一年(1733)刻、乾隆六年(1741)补刻本。

[6]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7《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7]志磐：《佛祖统纪》卷53《历代会要志第十九之三》，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8]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33《宸奎阁碑》，明成化本。

[9]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卷4下《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碑铭》，万历刻、乾隆续刻本。

[10]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卷4下《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碑铭》，万历刻、乾隆续刻本。

[11]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卷4下《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碑铭》，万历刻、乾隆续刻本。

[12]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卷4下《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碑铭》，万历刻、乾隆续刻本。

[13]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卷4下《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碑铭》，万历刻、乾隆续刻本。

[14]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7《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15]楼钥：《攻媿集》卷57之《天童山千佛阁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6]楼钥：《攻媿集》卷57之《天童山千佛阁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7]雍正《浙江通志》卷230《寺观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雍正《浙江通志》卷230《寺观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7《史部三十三》，乾隆武英殿刻本。

[20]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7《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21]雍正《浙江通志》卷230《寺观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待续)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