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章】宋元之际四明地区佛教的发展*——以延祐 《四明志》为中心的考察（四）

(接上期)

四、浙东重镇，学术中心

宋元之际，尤其是南宋以来，浙江一直是佛教中心，名刹众多，高僧云集，宗派活跃，思想荟萃。作为浙东重镇，四明又是浙江佛教的中心地区之一，嘉定年间，“余杭径山，钱塘灵隐、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竺，湖州道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波雪窦，台州国清，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州万寿、虎丘为禅院十刹。又钱塘上竺、下竺，温州能仁，宁波白莲等寺为教院五山。钱塘集庆、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宁波宝陀，绍兴湖心，苏州大善、北寺，松江延庆，建康瓦棺，为教院十刹”[47]。在官方评出的五山十刹、教院五山十刹中，绝大多数都是浙江地区的寺院，而这其中，又以钱塘和宁波为最多。钱塘是南宋国都，占据多重有利因素，除钱塘外，宁波便是浙江佛教另一中心，究其原因，既有统治者的扶持等政治因素，更有全国文化中心南移、浙东成为当时学术思想中心等文化因素。

(一)官府扶持，制度完备

北宋自立国以来，便一反前代北周抑佛排佛的政策，历代皇帝都极其崇佛，浙江佛教不似北方佛教受到北周政权的压制，在吴越国时本就根基颇深，至北宋更迎来了黄金期。如雪窦寺就因宋仁宗梦游到此，得仁宗御赐诸多宝物及“应梦道场”号，由此进入鼎盛。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偏安杭州，众多文人士大夫、高僧大德避乱江南。加之政局动荡，人心不稳，统治者亦需借助佛教劝善诫世等功能安定人心，使人暂脱尘世之苦，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求慰藉，浙江便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元代立国，虽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国教，但元统治者素来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扶植态度。世祖忽必烈带头崇信汉地佛教，与虎岩禅师、云峰禅师、定演法师等多位高僧过从甚密，并从经济政策等方面对寺院予以多方照顾，“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世祖实录百余篇，字字句句以弘教为己任”[48]。在他的积极扶持下，“元世祖二十七年，天下寺宇达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49]，可谓数量惊人。世祖后诸帝，也都一以贯之对汉传佛教的鼓励政策，如元英宗“大永福寺成，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币帛万匹”[50]。可见，汉地佛教在终元一代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而是始终得到统治者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其繁荣发展是必然结果。

不仅如此，元统治者进一步完善了僧官制度，为佛教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元代的僧官制度较宋、金更为完善和复杂，中央一级的僧务机构先后有释教总统所、总制院、宣政院和功德使司;地方上也设立了一些与元朝的路、府、州、县的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地方僧务机构，主要有各路的僧录司、各州的僧正司、各府的僧纲司。中央和地方的僧务机构相互配合，管理宗教事务，从制度上保证了寺院的昌盛。延祐《四明志》对此多有记载，如景德寺“嘉定十三年火，废为民居。皇朝元贞元年，有司移文，例复僧判吕辇真重建”[51];西寿昌寺“宋嘉定十三年火，废为民居。皇朝至元二十五年，有司例复旧重建。;大德元年，殿拓聿新[52]”天封院“嘉定十一年火，废为民居。皇朝至元二十三年，有司例复建，犹未完”[53]。这些都是地方僧官直接干预寺庙修缮、重建工作的记载，如无强大完善的体制支持，要使为数众多的寺院得以保存和继续发挥作用，乃至迎来又一繁盛期，是不可想象的。

(二)学术中心，儒、释融合

自南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完成南移，浙东地区经济发达，物产丰饶，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这里名人辈出，大师云集，教育发达，是名符其实的学术重镇，吕祖谦、叶适、陈亮、陆九渊等思想大家都与浙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浙东地区的核心，四明始终处于发展前列，以“明州淳熙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曾大力传播心学，活跃一时。延祐《四明志》中为他们作了专传：“舒先生璘，字元质，奉化人。……师张宣公栻，又从陆文安公九渊与朱文公及吕成公兄弟讲磨，躬行愈力，尝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刻苦磨砺，改过迁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勿畔云尔。’”[54] “沈先生焕，字叔晦。……与临川陆先生九龄为友，一日尽舍所学，以师礼事焉。”[55]“杨先生简，字敬仲。……陆文安公来富阳，长先生二岁，指以心学之要，遂北面师事焉。”[56] “袁先生燮，字和叔，鄞人。……入太学见陆先生九龄，德容睟盎，亲炙之。同里沈杨舒三公皆聚于学，朝夕以道义切磨。……常病世学者袭先儒绪言，未能自得于心，不足以为学，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笃实，是为道本。”[57]清楚地勾画出四先生虽师承经历各不相同，但都与陆氏兄弟交往甚密，共同探讨学问，切磋研磨，深受陆氏心学影响。后四人所创“四明学派”以大力弘扬心学为宗旨，成为心学在浙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分支。众所周知，心学与佛学、尤其是禅宗思想密切相连，两者虽是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但却有诸多相通之处，如都以“心”为作为思想宗要，都把“心”看作认识的主体、目的和手段，都认为认识外在世界是通过认识“本心”来实现的，等等。[58]如袁燮“吾心即道，不假外求”语，就明显受到了禅宗极大影响。因此宋元之际，作为心学重镇的四明，同时也是禅宗中心。

同样，宋代思想界另一与心学并驾齐驱的主流思想就是理学，这也是有宋一代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虽然理学家往往站在儒家立场严厉批评佛教，但“他们隐蔽而有效地吸收、运用佛教的思维方式，借助宗派佛教哲学的重要范畴、概念以及命题，建立起理学的本体论哲学体系” [59]已是学界共识。同时，在四明曾最为辉煌的天台宗则是以最擅长讲“义理”之学而立于佛教各派之中，智大师的诸多思想已粗具理学形态，至于山家、山外之争，实质上也是一场义理大论辩，以知礼为首的四明学对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华严宗、禅宗等其他各派，也都在汲取天台、理学学说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挥阐释，将各自的思想内涵大大提升。事实上，在宋代，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趋势日渐明显，相比道教，释家在哲学思辨上更胜一筹，与儒家之间的碰撞融合也就更为显著。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大多崇佛，与高僧往来密切，名僧大德们也多熟知儒家思想，僧俗交游、互相辩论，儒释两家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成为时代特色。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浙东学派自诞生以来，便有很强的史学意识和深厚的史学传统，受此影响，四明地区也出现了优秀的佛教史学家和史学名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天台僧人志磐所著《佛祖统纪》。他历时12年，殚精竭虑，终著成这部纪传体佛教史巨著，是四明僧人在佛教史学的一块丰碑。全书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类，每大类下有若干子目，无论大类还是子目都以小序为首，叙述撰写用意，正文中则夹带小注。九篇志是全书最具价值之处，尤其《法运通塞志》，将佛教大事与社会政治、思想情况相联系，使得佛教史融入了整个历史进程中而不是孤立存在，这集中体现了志磐高明的史家之识。[60]此外，还有天台僧人宗晓编，记录知礼著作的《四明尊者教行录》等。虽然从佛教思想来说，佛教本身是没有历史的，但从现实而言，天台学僧们的史学传统和史学实践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学成果，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在佛教史、学术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深远，不容忽视。

结　语

总体来看，宋元以来，浙东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南宋时期还是政治中心，而四明又是浙东最发达之地，无论是统治者的积极扶持，还是本地深厚的文化积淀，都使得佛教在此的兴盛发展是势之必然而非一时偶然。儒释之间的采纳吸收、共同发展，更成为当时的时代思潮，从四明一地学风亦可窥见两宋学术思想之一斑，这也正是延祐《四明志》3卷《释道考》的最大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47]郎锳：《七修类稿》卷5《天地类·五山十刹》，明刻本。

[48]志磐：《佛祖统纪》卷48《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49]周良霄：《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

[50]宋濂：《元史》卷27《本纪第二十七·英宗一》，清武英殿刻本。

[51]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2]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3]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4]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5]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6]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7]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8]参见代力阳：《陆九渊心学与禅宗思想比较》，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59]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3卷《宋元明清近代卷》(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60]参见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上)，凤凰出版社，2008年;陈荣富：《浙江佛教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

(完)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