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章】宋元之际四明地区佛教的发展*——以延祐 《四明志》为中心的考察（三）

(接上期)

三、天台禅宗，法脉复兴

《释道考》小序开宗明义言道：“天台之学独盛于四明，其教以体用为宗，吾儒言理，深有取焉。或曰：易师常言之矣，孰先后焉?禅学繇雪窦显而言辞振，宏智觉以妙密微旨，穷极践理，为洞下传，学者难继之。”[36]明确指出活跃在四明的两大佛教宗派——天台宗和禅宗，并提到两位禅宗高僧——雪窦重显和宏智正觉，以下分别论之。

(一)宋代天台宗在四明的复兴

天台宗自智创立以来，几经兴衰，至宋元再度达到一个顶峰。由于帝王崇佛，一些天台经典也从高丽、日本等国复得，天台宗一贯的研习之风重又兴起。基于对《金光明经玄义》版本真伪的争议，天台宗分裂为山家、山外两派。大略而言，山家派以知礼为首，活动重心在四明，也称为“四明系”，力图最大限度恢复天台前辈智、湛然的思想;山外派以智圆、庆昭为首，活动重心在钱塘(杭州)，也称为“钱塘系”，倾向于把华严宗、禅宗理论与本宗理论加以融合。山家山外论争是宋初天台宗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也兼涉佛教与儒、道的关系，几乎所有天台宗高僧都参与其中，著书立说，彼此辩论诘难，将各自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

《释道考》中为山家派的两位高僧——知礼和善月作了小传：

知礼字约言，金氏子，居城之白塔巷，巷以礼得名。十五祝发为僧，从宝云义通，传天台学。僧曰：“法界有次第，汝当奉持。”礼曰：“何谓法界?”僧曰：“大总法相，圆通无碍，是名法界。”礼曰：“既曰‘无碍次第’，安有居?”三年，辄莅讲席。咸平三年，郡大旱，与僧遵式燃指祈观音，咸誓曰：“果不雨，当焚身。”三日，雨大至。式后居天竺，号式忏，主俱以道行名者也，撰《不二门指要钞》。有僧难之。复有庆昭、智圆诘难书具在，曰山外。礼所言，世皆宗之，毫析缕计，白首莫能尽也。而立忏自誓，举世莫敢废。天禧间，修法华忏，显四净土之道，将自焚。翰林学士杨亿、驸马都尉李遵勖劝止之，不听，郡守李夷庚复以理勉，乃止。真宗闻其名，赐号法智大师，遣内侍俯修其所忏法华仪。三日后，有其徒仁岳，求观心观佛之旨，密注书斥礼，礼知之，为作十三科。大抵其书以开权显实为宗，而约以体用。双峰饶氏、北山陈氏，言性理皆宗其凡例。所注书见释氏书目。赵清献为碑，陈忠肃、晁詹事皆尊事其说。天台智者之学，礼为中兴焉。[37]

通过这段传记，知礼作为山家派核心、天台中兴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也大体勾画出山家山外之争的主要过程。

知礼的思想，最大程度还原了智天台止观学说的意义，接近“性具善恶”说，且对“性恶说”予以特别推崇，强调要以妄心观来保证精进修持，而不能像山外派那样“纯谈理观，直显心性”。因此，知礼非常看重“忏法”，曾做《修忏旨要》论述修忏的必要性和可靠性，并认为这也是智大师明确规定过的。在具体实践中，知礼身体力行，甚至要自焚以警弟子务要精进修行，幸得杨亿、李遵勖等人劝阻。总体来看，知礼从理论上完善了对忏法的解释，其师弟遵式则从实践角度全面践行了忏法，因此也被称为“式忏”。同时，遵式看到了佛教发展的趋势，坚信忏法与净土念佛结合是修行的最佳途径，宋代天台宗“台净合一”局面的形成，遵式功不可没。另一方面，由于山外派对天台前辈湛然“随缘”思想的理解与天台宗传统理论有所偏离，更要与华严哲学和禅宗思想对抗，知礼便提出了“别理随缘”主张来批评山外派的思想。在知礼看来，山家与山外虽然都谈“随缘”，但山家是从“性具”角度讲，山外则不谈“性具”，而“性具三千”说恰恰是智大师的核心学说之一。更重要的是，基于天台“性具说”，知礼更强调天台止观的实践传统而反对山外派受禅宗思想影响提出的“一念清净灵如”等观点，这也反映出知礼始终以天台正统传人自居，面对禅宗风靡而天台萎靡的局面，必须要站出来批判禅宗，振兴天台。

北宋初期的山家山外之争以知礼获胜告终，天台义学由此重振，知礼获得了“中兴”之号，宋真宗赐其“法智大师”称号，四明一系得到官方认可，宋以后的天台学也基本是建立在四明学基础之上的，并对宋代理学影响颇深。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山家派内部的纷争，即知礼高足仁岳对其师的反击，二人争辩的焦点主要是“生身尊特辩”和“三千有无说”。对于仁岳的背师，虽有不少指责之声，但此事对于教义的再兴，也未尝没有裨益。另一位天台宗高僧志磐言：“其为过也，与学他宗者何异焉?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嗣法，置之杂传，亦足为惩。然此亦是护宗纲、辨法裔为之说耳，若鉴之以佛眼，则圣贤弘道，互有抑扬，岂当定其优劣。”[38]从佛学义理再兴的角度看，此论断当属公允。受此影响，四明系统一分为三，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各自传承发展。

北宋中期后，禅宗和净土宗流行，天台宗趋于平淡，并日益走上与禅宗、净土合一的道路。至南宋，才有了圆辩道琛及其弟子柏庭善月领导的复兴活动，道琛也因此被誉为中兴四明之学，善月则对山家山外之争进行总结，将这场大论争带入尾声。因道琛的著作多散佚，故善月的著作和文献就尤为重要。

善月字光远，定海人，母梦月入于怀，后出家，遂名善月，盖古佛名也。居南湖，问如来不断性恶之论。有省史太师，以月波处之，学者云集。太师曰：“廪食不足，吾为师办。”郡守何澹，以师居南湖，凡十三年，后居上竺。岁旱，诏迎大士于明庆，车驾亲幸，月以祷雨，应补左街僧录史。忠献问月曰：“欲何能断?”答曰：“日远月忘。”或问以安心，曰：“心本不动。”又问法华经藏，曰：“当处全彰。”晚岁著论不辍，有《楞严玄览》《金刚会解》《圆觉略说楞伽通义》等书。嘉定至淳祐，天台之学，月为冠。寿九十三。[39]

善月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是《山家绪余集》。该书诠释了一些重要的命题，与儒家的笔记体相似，思辨性很强，体现出道琛法脉在肯定维护知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修性离合”和“开权显实”两个天台宗的主要命题。善月的思想，对四明之学和山外派颇多调和，试图在山家山外两派中达成一个平衡，或许，这也正是他能为这场大论争画上完满句号的原因。

总体来看，有宋一代，四明始终都是天台宗复兴、发展、论争的中心。至元代，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四明道场辉煌不再，天台法脉只在杭州得以延续，四明作为天台中心的时期基本结束。

(二)宋代禅宗在四明的发展

《释道考》小序中记述：“禅学繇雪窦显而言辞振，宏智觉以妙密微旨，穷极践理，为洞下传。”[40]这里提到了两位宋代禅宗高僧，即云门宗的雪窦重显和曹洞宗的宏智正觉。事实上，两宋时期的四明不仅是天台宗论争发展的中心，禅宗也在此大为勃兴，与天台分庭抗礼，各有千秋。

云门宗，以开山祖师云门文偃得名，属南宗青原法系。宗风陡峻，以简洁明快、不可拟议的手法破除参禅者的执著，反观自心。云门宗最著名的是香林澄远，传智门光祚，再传至雪窦重显而中兴法脉。因其常住四明资圣禅寺，故延祐《四明志》有详细记载：

咸平中，终父母丧，诣益州普安院仁铣师，落发为弟子。大慈寺僧元莹讲《定慧圆觉疏》，师执卷质问：“大义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沉。”伺夜，入室请益，往复数四，莹不能屈，乃拱手称谢曰：“子非滞教者，吾闻南方有得诸佛清净法眼者，子其从之，待子之来也久矣。”师于是东出襄阳，至石门聪禅师之席。居三岁，机缘不谐。聪谕之曰：“此事非思量分别所解，随州智门祚禅师，子之师也。”师乃徒锡而诣之。一夕，问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过?”祚招师前席，师摄衣趋进，祚以拂子击之，师未晓其旨。祚曰：“解么?”师拟答次。祚又击之，师由是顿悟。寻往庐山承天林禅师道场，问之曰：“法尔不尔，云何指?”南林曰：“只为法尔不尔。”师遂拂衣而退，众皆股栗。有毁于林者，林谕众曰：“此如来广大三昧也，非汝等辈以取舍心可了别也。”师辞往池州景德寺，为首座，为众解肇法师般若论。知州曾公至，以果子抵于地曰：“古人云，不离当处，常湛然，即今在何许?”师指景德长老曰：“凡此长老，亦不知落处。”曾公云：“上座知也，不得无过。”师曰：“明眼人难瞒。”师南游杭州，住持苏州洞庭翠峰，嗣智门也。未几，曾公出守明州，手疏请师住持雪窦资圣。苏人固留不可，师曰：“出家人止如孤鹤翘松，去若片云过顶，何彼此之有?”……住持三十一载，度僧七十八人。

提唱语句诗颂，为《洞庭语录》《雪窦开堂录》《瀑泉集》《子英集》《颂古集》《拈古集》《雪窦后录》，凡七集。师患语之多，而其徒怅然，犹以为编捃有遗，盖利他之谓也。[41]

雪窦重显的求法悟道经历颇为坎坷，曾先后求道于元莹、法眼宗澄、临济宗蕴聪，终至云门宗光祚处开悟。得悟后先到庐山参谒法眼宗行林禅师，后担任池州景德寺住持，幼年好友曾会至此寻访并以儒家经典与《楞严经》询问重显，后经曾会推荐，任雪窦山资圣寺住持三十载，被尊称为“雪窦山第六世祖”。

重显强调佛法的普遍性，认为“一切法皆是佛法”。对于如何修行证悟，他认为无法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述，说法只是出于不得已，因此，谈禅说法便可不拘形式。他是文字禅[42]的突出代表，最大的贡献在于对颂古的发展。所谓颂古，就是禅师以公案为例，用诗词的方式来解释或评价，对深奥的禅理进行说明。开此先河者为汾阳善昭，至重显大大发展，将其推到了一个新阶段。重显的代表作《颂古百则》是从《景德传灯录》等书中摘取百则公案，以偈语诗歌形式品评，以此宣扬禅的宗旨。把晦涩玄妙的禅门公案用通俗浅显、便于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并非易事，这既要有对公案的准确理解，也要有高超的语言技巧，而《颂古百则》正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偈颂文体活泼，语句长短不一，韵律朗朗上口，又符合禅宗旨趣，因此备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而元代曹洞高僧万松行秀更是对重显推崇备至，曾说：“吾宗雪窦、天童，犹孔门之有游、夏，诗坛之李、杜。”[43]重显主持资圣禅寺31年，在颂古上成就卓著，是时“宗风大振，天下龙蟠凤逸，衲子争集，号云门中兴”[44]。

曹洞宗，以洞山良价为宗祖，根本宗旨为五位说，特色在于禅坐。曹洞自洞山曹山开宗，九传至于宏智正觉，提倡以静坐守寂作为证悟方式的默照禅，因其主持四明天童寺30余年，德望甚高，《四明志》中详述其生平：

正觉，隰州人，年十四受戒具，学于丹霞淳。向子漕淮南，器重之，主泗州普照。建炎间，主天童。金人犯明，诸寺俱毁，独觉危坐不去，掠骑至塔岭还。寺僧旧不满二百人，觉纳众千二百人，主事者忧之。觉笑曰：“非汝所忧。”翌日，嘉禾钱氏致粟千斛。岁大饥，为食食贫民，凿万工池。一夕，有蜀僧叩觉门，密谓曰：“师集工繁广，弟子有干汞术，愿以建器。”实水银和少药，覆之，贮汤缶上，须臾，有声出，果银也。觉曰：“吾亦能之。”遂以汞纳口端坐，逾时出之，亦银也。僧愧谢去。洞下宗旨，以缜密纳息，绝听视守，心如婴儿，学者难之，至觉为再兴。临济之学，语言为机用，其徒实繁，盖其道未易学也。其时，宗杲主育王。觉语杲曰：“明年当逝去。”杲以辩说自高，数侮觉。至期，觉屏绝人事者三月。杲忽曰：“吾当过天童，送觉禅师西归。”觉将治沐浴，杲念以为未可信，肩舆以归。急使邀杲，回至，则已端逝矣。杲泣下，为之削。发舍利，凝刃，不可举，乃展拜曰：“平时自号善说法，今不如师矣。”诏谥宏智禅师，所为语录行于世，其文丽则如洞下宗旨云。葬天童山。袁桷曰：“庆元多名山，皆有道德者居之。然非里人，今独传宏智，何耶?谓其终始此山。洞山之道，世不得闻，繇宏智始兴，兴即微，岂是道果不可易学邪?后之禅人览是，宜有感焉。[45]

宏智正觉先后求道于枯木法成、丹霞子淳，在子淳处得悟，主持过庐山圆通寺、泗州大圣普照寺、太平兴国禅院等寺，因宋金战火避乱于明州，经举荐住持天童寺，直到圆寂，前后共主持天童寺30余年。在正觉任住持期间，天童寺收入增加，庙宇新建，僧人剧增，他在此宣扬曹洞禅法尤其是默照禅，同时，推荐临济宗的大慧宗杲主持附近的阿育王寺，两相呼应，使得四明成为当时江南地区禅宗的重要中心。

正觉提倡修行者要体悟自己的“本来之性”，人人可以通过“明心”成佛，和雪窦重显的文字禅不同，他在继承芙蓉道楷、丹霞子淳的“休歇”禅法的基础上，建立发展默照禅，即以默坐与观照作为修习禅法的重要途径，对后世曹洞宗影响很大。为阐释默照禅法，正觉作《默照铭》《坐禅箴》加以解释说明，主张在坐禅中休歇身心，体悟自心清净，特别强调“默默”，但要默、照并重，不可偏废。认为修行者只要将“宇宙人生心灵化、自主化而借默照以驯熟，使之成为人生体验，以实现当世解脱为目的”[46]，就能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安宁，是最好的明心见性的法门。

曹洞宗在南宋时传入日本，日本僧人道元曾在天童寺受默照禅法，回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曹洞第四代弟子东明慧日、第五代弟子东陵永屿都先后到日本传法，所传皆是宏智正觉之法脉。宏智正觉是两宋相交之际曹洞宗德望最高的一代高僧，无论是其杰出的管理能力，还是默照禅的提出，都使得在宋代已经衰微的曹洞宗重新崛起，故袁桷亦言：“洞山之道，世不得闻，繇宏智始兴。”

总体来看，两宋之际，活跃在四明一带的名僧大德延绵不断，心灯相续。既有旷日持久、影响了整个佛学界乃至思想界的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也有云门宗的雪窦重显、曹洞宗的宏智正觉、临济宗的大慧宗杲等禅宗高僧先后住持弘法，不同宗派之间、同一宗派内部彼此辩法说理、传道授徒，使得四明成为两宋之际名副其实的佛教中心，丛林鼎盛之状实为中国佛教史上一重要篇章。

参考文献：

[35]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31《宫观》，“择是居丛书”，影印宋刻本。

[36]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37]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38]志磐：《佛祖统纪》卷21《诸师杂传第七》，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39]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40]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41]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7《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42]所谓文字禅，即用丰富多彩的文字表达禅的意境、禅师的思想、修行门径等，表述形式多样，有语录、颂古、诗歌等。

[43]方履籛：《金石萃编补正》卷4《元洞林刻书序》，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

[44]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18，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45]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释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46]毛忠贤：《中国曹洞宗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9页。

(待续)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